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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礼拜三早上，石齐宗正在办公室里刮胡子。突然，电话铃响了。

    他一个手拿着剃须刀，另一个手抓起了话筒：“喂？”

    那边没有出声。

    “谁呀？说话。”石齐宗不耐烦了，剃须刀悬在了半空。

    “石……石处长吗？”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喘气声，“我是周福海。”

    石齐宗手里的剃须刀“啪嗒”一声掉在洗手池边上。

    周福海？

    这名字他太熟了。三个月前，余则成带着人抓捕刘耀祖的那天，这小子趁乱翻墙跑了，站里发了通缉令，到现在都没抓着。现在居然敢给他办公室打电话。

    “周福海？”石齐宗声音沉下来，另一只手按在洗手池边沿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
    “我……我在高雄。”周福海声音抖得厉害，“石处长，我想见您一面。”

    “见我？”石齐宗冷笑，眼睛扫了扫办公室门，关着的，外面走廊静悄悄的，“周福海，你是通缉犯，我是行动处处长。你觉得我能跟你见面吗？”

    “石处长，您听我把话说完！”周福海急了，声音大了点，又赶紧压下去，“刘处长……刘处长死得冤啊！他根本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灭口害死的！”

    石齐宗眼皮眨了眨。

    他走到窗边，掀开百叶窗一条缝往外看。院子里，余则成那辆黑色福特刚停稳，司机正下车开门。余则成低头从车里出来，站直了身子，整理了一下中山装下摆，抬起头时脸上依然带着惯常那种温和的笑。

    石齐宗放下百叶窗，转回身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周福海，你说这话，得有证据。刘耀祖是急性心梗死的，看守所所医出的报告我都看过。”

    “报告是假的！”周福海几乎是在低吼，“石处长，刘处长查余副站长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他……他让我保管的东西，我还留着。您要是想知道刘处长到底怎么死的，就过来一趟。”

    石齐宗没马上接话。

    他走回办公桌后坐下，从烟盒里抖出一支烟，叼在嘴里，没点。脑子里飞快转着。

    刘耀祖死在看守所，说是突发疾病。可站里私下都在传，说刘耀祖死前正查余则成呢，后来伪造手今，私自搜查同僚的家，自首后被判了，押到澎湖看守所没两天就死了。

    太巧了。

    现在周福海冒出来，说有证据。

    去，还是不去？

    “周福海，”石齐宗把烟拿下来，在手指间捻着，“你凭什么让我信你？万一这是个套呢？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只能听见粗重的呼吸声。

    “石处长，”周福海再开口时，声音带着哽咽，“我跟了刘处长八年。他没死之前就跟我说……说要是那天他出事了，就把东西交给信得过的人。您现在坐在他那把椅子上，这事儿您不管，谁管？”

    石齐宗盯着手里的烟。

    烟纸被他捻得有点皱了。

    “地址。”他终于说。

    周福海报了个地址，高雄港五号码头附近的一个仓库。说完又急急补一句：“石处长，您……您一个人来。千万别带人。明天……明天下午三点，我就在那儿等您。”

    “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石齐宗坐在椅子里，盯着电话机看了半天。

    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，在办公桌上投下一道道光斑。

    石齐宗突然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拉开门往外看了看。

    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尽头文印室的门虚掩着，传来打字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

    他关上门，反锁了，走回办公桌，抓起电话。

    “总机，给我接台北警备司令部稽查队，找陈大彪队长。”

    台北警备司令部稽查队那栋小楼，石齐宗以前来过两次。每次来都觉得憋屈，地方小，味儿还大。

    陈大彪正在办公室里跟手下说话，看见石齐宗推门进来，愣了一下，赶紧站起来：“石处长！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事儿您打个电话，我过去不就得了！”

    石齐宗摆摆手，示意那两个手下出去。

    等门关上了，他才在陈大彪对面坐下，也没绕弯子：“陈队长，问你个事儿。”

    “您说您说。”陈大彪满脸堆笑，从抽屉里摸出包烟，抽出一支递过来。

    石齐宗没接，盯着他：“刘耀祖死在你们看守所的时候，你在场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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